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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中国1.2万年前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当然是园艺农耕文明，也就是半游牧半农耕文明。
如果考古证实了中国1.2万年前就有园艺农耕文明，那么可以断定，中国进入园艺农耕文明的时间只会更早，或许还要早好几千年。
那么中国是什么时候进化到田野农耕文明的呢？即中国是什么时候终结半游牧半农耕文明进入全农耕文明的呢？
1982年在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村的考古证实，至少在8000年前，中国虽然已有游牧部落放弃了游牧，进入了村居，但依然没有进化到田野农耕文明。
兴隆洼村因确定为8000年前的村居，被定为“华夏第一村”。它位于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一代。考古发现，该村农业只产出粟和黍两种旱作物，显然仍然属于园艺农业，远远不能自给自足。因为农业不占主导地位，所以主要还得靠渔猎、采集和饲养家畜为生，证据就是村里出土了大量渔猎工具，以及鹿、熊等野生动物和猪等家畜的骨骼。
要确定田野农业的大致年代，还得从三皇说起。
《白虎通》中说三皇的次序是伏羲、神农、燧人，《尚书大传》认为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农最后。
燧人是发明火后教中国人熟食，应该最早。但事实上，火早在170万年前就在非洲发明了，绝对不是燧人发明的。但这不能怪燧人，因为中国的神话故事是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连天地都是中国的盘古开的，人自然只能由中国的女娲造，火自然只能由中国的燧人发明。既然如此，中国自然是天下的中心，中心之外只可能有天边的大海，和少数民族居住的蛮荒之地，哪里还有什么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知道中国的古人甚至包括很多今人，为什么坚决认定蚩尤和匈奴不是欧洲雅利安人。
伏羲是上观天象下察地理，辨阴阳画八卦，因夫妇正五行定人道，意思是伏羲结束了伙婚制推行偶婚制。事实上，人类从伙婚制进化到偶婚制，有其必然性，不是某个人推行得了的。因为随着人类越来越感情丰富和分出美丑，谁都要与两情相悦的俊男靓女性交，而与既无感情又丑陋的异性性交，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是一种痛苦，因此偶婚制必然渐渐取代伙婚制。但偶婚制虽然是一对男女结为夫妻，双方仍然可以与两情相悦的异性性交，但是双方从此都有权拒绝与不两情相悦的异性性交了。人类进入偶婚制的时代，也是进入园艺农耕文明的时代。既然进入了农耕文明，便一定要研究按农时播种和收割。伏羲虽然不可能是改变中国人婚姻关系的人，但一定是研究中国农历的第一人！
关于神农的神话传说有三。一是谷的种子是神农让他养的一条狗从天上偷到人间的，过程曲折惊险。二是神农是一个“水晶肚”，吃进肚子的东西外面能看见，他便尝百草，选出可作药用的草和可做庄稼种子的草，之后还撰写了一本名为《本草》的书。三是他一直在琢磨如何改进耕作技术，有一天因想不出来而生气地将一只手猛地戳进地里，并使劲向前推，地里出现了五条泥沟。他受到启发，便制作了一个木犁，后人称其为“神农犁”。有了这个木制的神农犁，后人制作金属犁当然就顺理成章了。
中国历代有神农与炎帝是一人的争论。炎帝距今约5000年。既然神农又是拼命增加农作物品种，又是绞尽脑汁制作犁，这二者都是园艺农业进入田野农业的显著标志，那么可以断定神农与炎帝是一人，中国的田野农业应该从7000年前就开始了，完成于5000年前。
在田野农耕文明以前，草原那么众多那么广袤，任何一个部落或有直接血缘关系的部落联盟，都不可能据为己有，只可能公有。各游牧部落或有直接血缘关系的部落联盟，年年离开自己的领地来到大草原放牧，只会有交流，不会有争夺。因为当时全中国的总人口顶多在100万至200万之间，去那么广袤的草原放牧，草场有的是，你在这里放牧我就去那里放牧，完全用不着为争夺草场而发生争斗。
忽然出现了牛马等蓄力耕种的田野农业，各游牧部落相互感染，必然竞相去草原开荒种田。大约在两三千年里，黑龙江、黄河、长江、珠江、淮河、汉江等流域的草原，以及四川盆地等平原地区，大多变成了大平原上一眼望不到头的良田。中国除了寒冷的蒙古等北方草原，以及内地偏远地区的丘陵草原，暂时还保留游牧文明以外，其余几乎所有游牧文明都整体变成了农耕文明。
事实上，磁山——裴李岗、仰韶、河姆渡、屈家岭、大汶口、良渚等田野农耕文化，考古发现也都是出现在那两三千年里。
中国由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规模空前绝后的改天换地，在全球独一无二，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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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要问，这么大规模的改天换地工程，纵然当时没有文字记录下来，也应该成为口口相传的历史传下来才对呀？
如下四大原因，使中华文明自己将自己的游牧文明彻底抹杀了：
原因一：中国半游牧半农耕文明至少持续了5000年，这5000年的前半期，是以游牧文明为主，后半期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这后半期的游牧文明不只是所占比重逐步下降，关键是游牧逐渐变成了养殖，游牧文明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在炎黄子孙的头脑中，“游牧”逐渐被“养殖”潜移默化地偷换了概念而已。
原因二：大概7000年前，中国开始彻底告别游牧文明进入田野农业了，但是一者，那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农业工具还是石器工具，犁也只能是木犁。二者，那时中国人口最多在100万至500万之间。人少，工具又落后，所以这个改天换地的过程持续了二三千年。直到炎黄二帝时代，有了铜，犁、锄等农具变成铜制的了，进度才大大加快。一个改天换地的大工程，被长达二三千年的时间完全稀释了，谁的头脑中会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伟大改天换地工程？
原因三：虽是改天换地的大工程，但是只有日常劳动，从来没有过大规模会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中国8亿农民规模空前绝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人造梯田、兴修水利等大会战工地上，在短短十几年内，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十几万人规模的改天换地大会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可是迄今才过去了四五十年，连我这个亲历者都快要淡忘了，全国14亿人中，还有几人印象深刻并时常提起？再过几百年，不查当时留下的文字纪录，谁还会记得这事？而5000-7000年前的改天换地工程，全国总人口才100万至500万，从来也没有什么大会战，有的只是以氏族为单位的正常开垦平原草地的农业生产。而一个氏族才几十人，最多百余人，完全不存在大规模会战，只有小的日常农业生产，当然就形成不了一个完整的大事件。连地区性的完整大事件都形成不了，又怎么可能形成全国性的改天换地大事件、大工程？
原因四：中国是古代世界唯一一个明人伦的国家，明人伦首先就必须极端痛恨、厌恶、丑化乱伦行为。而游牧文明最典型的婚姻关系就是伙婚制，这对于开始明人伦、树立封建思想、建立封建制度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当然是最羞于启齿的乱伦婚姻，谁也不会再对这种乱伦婚姻“口口相传”。那么，放弃了“口口相传”游牧文明时代的婚姻，也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口口相传”游牧文明时代的生活，因为提及那时的生活，就必然提及那时的婚姻，这是会被千夫所指的。到了炎黄二帝时期，有了仓颉造字，此后又有了封建文化，但是纵然当时仍然残留着对遥远时代游牧文明的“口口相传”，也不会有任何文字补充记录下来。因为记录下那样一个野蛮落后的乱伦时代，纵然不被封建政府惩罚，也会被民间斥为下流文字。就这样，无论是在口传历史上，还是在文字历史上，中国人都彻底抹杀了自己光辉的游牧文明历史，导致中华文明的历史始于农耕文明，总觉得有一种“有终无始”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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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炎黄子孙为什么能实现全民族统一，为什么能建立当时世界上唯一最大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建国历史为什么在全球从古至今也是独一无二的。
人类各民族的进化，无不受地理气候因素制约。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因素，是中国能够成为全球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主导大国的主因。
中国西面是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主的高原，北面是极其寒冷的戈壁、草原和西伯利亚荒原，东面是大海，南面也是大海和湿热的蛮荒之地，中间广袤的大地是四季气候，适合人类在各个时期的生存与进化。
所以，最初进入中国的黄种人，虽然不足20万，但是并没有分散到各地彼此永久与世隔绝，而是全部选择了比邻而居。这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先选择干热的中国南方，再选择干旱少雨的黄河流域，尤其选择黄土高原。因为在黄土高原纵然找不到天然洞穴，也可以用石器工具凿出窑洞安身立命。
他们在最初的几万年里，各个以洞穴为生的小家族，在非洲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完成了向中国特色小家族语言的进化。
进入游牧文明的前半期，他们进化到了氏族部落时代，完成了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各部落成员都能听懂的方言的进化。后半期，由于在大草原的广泛交流，他们又完成了绝大多数部落成员都能听懂的通用汉语的进化。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有了共同的通用语言，才能发明创造共同的文字和文化，而语言和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基因，这一点后文再专节补充论述。
正是有了这个共同的基因，炎黄二帝打败蚩尤后，才能将华夏大地万余部落都组织了起来，结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部落联盟。因为从古至今，全球四个人种的所有民族，除了中华民族外，其余所有民族内部结成的部落联盟，部落成员都有直接血缘关系，数量上都只有几个或十几个，没有一个超出直接血缘关系结成的部落联盟。像中华民族由万余部落结成的联盟，在全球绝对是绝无仅有！
几乎无一例外，全球所有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都是民主体制。氏族酋长由全体氏族成员普选产生。部落酋长由氏族酋长推举产生。部落联盟也许只有发生战争才运行，所以不设行政首长，只设军事首长。无论是推选军事首长，还是决定开战与否，都是一票否决制。
但是，中国万余部落结成的联盟，却不但设立了行政首长，而且破除了一票否决制，实行了君主制的领导体制。这就是从炎黄二帝到尧舜禹，他们虽然都是中华民族部落联盟的行政首长，但为什么会被后来的人称为“帝”的原因。
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村居墨西哥人以后，早期的西班牙史学著作称征服了一个25万人以上的“墨西哥王国”，后期的西班牙史学著作中，又升格成了“墨西哥帝国”，有的史书还把人数夸张到了120万户。摩尔根后来实地考证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那里主要生活着一个由3个部落结成的有直接血缘关系的部落联盟，才40个村子。他们尚处于母系时代，不知道用铁，没有货币，土地仍然公有，最高首领其实是一个军事首长，他没有任何支配公有土地的权力，根本不像西班牙史书中所说的，他是帝王，可以任意支配这个君主制国家的土地。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愤激地说道：“一个野蛮民族，既没有成群的牲畜，又没有田野农业，其维持生存的人数，如何能超过一个具有这些优越条件的文明民族现在在同等大小的地域内能维持的人数？······他们的人口总数中，或许有3万人属于墨西哥村。”
连200多年前的西班牙人，都能误把印第安人的部落联盟当成帝国，五六千年前的中国人，把大权集于一身的炎黄二帝和尧舜禹等当成帝王，何奇之有？
不过，尧舜禹的禅让，倒是符合部落民主制度的领导人产生机制。因为部落或部落联盟，本来就是上一届领导人推荐下一届领导人，得到其他重要部落或部落联盟领导成员认可后，就可以继任了。
那么，到了禹以后，他为何能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国呢？
主要有内外两大因素。
外部因素：此时相邻的那个古印度神国，已建国近500年了，当时的信息传播再慢，这时也恐怕传播到了中国，提示中国该建国了。
内部因素一：土地私有化和建立封建土地制度的需要，这一点后文再详述。
内部因素二：人类发明纪年有两次具有开创历史意义的重大科学成就。一次是古埃及发明的太阳历，也就是后来通用的公历。但古埃及人将其神化了，导致古埃及误入神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神权国家。另一次是中国的夏历，也就是后来通用的农历。农历虽然也是一年12个月，但多了与农业徐徐相关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和24个节气。农历的发明始于伏羲，终于夏朝，故称夏历。从伏羲到夏朝，中国历代精英在长达大约三四千年里代代相传，前仆后继，反复试验，不懈探索，最终才取得这一伟大的科学成就。因为中国没有将这一科学成就神化，所以中国能够遵循科学规律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人治国家。同时，农历的问世，标志中国当时的农耕文明在世界上已然最先进，也标志中国建立一个农耕国家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内部因素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同时几乎调动了所有部落参入，动用了所有部落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既大大提高了大禹的声望，又其实成了大禹在建国前与所有部落合作的一次建国预演。
内部因素四：自蚩尤之后，华夏大地分散的农耕部落，越来越频繁地受到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侵略和掠夺，炎黄子孙虽然已结成了部落联盟共同抗敌，但是建立国家毕竟比部落联盟抗敌更有力量。
内部因素五：大禹征服了反叛的苗、蛮、南蛮，也就是三苗，后来又下令杀了傲慢至极的防风部落首领，并暴尸三天，这明显是大禹在建国前的立威。
内部因素六：利益双赢的建国方略。大禹自己的夏部落虽然成了夏国的中央王朝，自己成了天子，但是他分封各部落为诸侯国，部落领导成员分别成了世袭的国君、大臣和贵族，贵族还可以获得分封的土地，这是第一层的利益双赢。他将天下分为九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贡物品种：天子帝畿以外500里的地区叫甸服，再外500里叫侯服，再外500里叫绥服，再外500里叫要服，最外500里叫荒服。前三服进纳不同的物品或负担不同的劳务。第四服不纳物服役，只要求接受管教，遵守法制政令。最外的第五服则根据其习俗进行管理，不强制推行中央的政教。这当然彼此都能接受，因而是第二层的利益双赢。
统一万国建立封建制国家，靠武力当然绝对统一不了，武力统一一定反而会分裂成众多国家，只有利益双赢的和平建国，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建国大业。
因为是利益双赢的和平建国，又因为建立的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度最先进的人治国家，还因为建立的国家有深厚的共同语言和文化基因，所以中国国祚才永远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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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是农耕文明最根本的制度。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大方向始终如一是统一，另一个大方向前期是私有化，后期是公有制。那么，在第一个大方向及另一个大方向的前期，检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优劣与否，就是要看其是否能循序渐进地促进良性国家统一和良性土地私有化。
中国在游牧文明和半游牧半农耕文明时代，各氏族部落的领地属于氏族部落内部成员公有；各氏族部落领地之外的所有土地，属于各氏族部落公有。这后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后来进化到了国家时期，即使各氏族部落所有的田地都私有化了，国家也明文规定，大山川、大草原等等必须仍然为各氏族部落共同拥有。
华夏民族进化到偶婚制以后，各氏族部落就允许各小家庭开垦的土地私有了，这尽管在相当长时间里只是私有化的萌芽，但也促进了婚姻向父权制婚姻和专偶制婚姻进化。一旦因为婚姻关系的变化，原来公有的父母、夫妻、子女全部私有了，各小家庭开垦私有土地的积极性必然大幅提高，从而也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
夏朝建立，各部落尽管变成了诸侯国，但并没有改变各氏族内部的氏族土地公有、小家庭自己开垦的土地私有的制度。虽然开始实行分封制，但夏朝初期贵族并不多，分封给贵族的私有土地也不多，加上夏朝人少地多，所以夏朝的土地矛盾、阶级矛盾和大国兼并小国的矛盾并不突出，夏朝成了老子最钟情、最向往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神秘朝代。
但分封制毕竟要不断促进国家统一和土地私有化。夏朝初期，才几百人的小诸侯国太多了，这些村级小国不直接隶属于中央王朝，全部附于相邻的较大的诸侯国。当较大诸侯国的公有土地越来越不够分封给贵族时，便只有灭掉这些村级小国，将它们的土地分封给本国贵族。所以，夏朝的诸侯国以万计，到了商朝就只能以千计了。
所以商朝的土地矛盾已越来越突出，不得不实行井田制。井田制就是将百亩左右的大块土地划分为九块，四周的八块八家各种一块，收入全部归耕种者自己所有，中间的一块八家共同耕种，收入全部交给国家。这其实是“什一税制”的公田私种，并非土地私有化。之所以要公田私种，是因为要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毕竟，分封给贵族的私田不纳粮，支撑国家税负的公田越来越少，只能通过提高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多打粮食，来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分封制还在继续，灭国大战也必然继续。如果说周武王灭商时，尚能在孟津大会八百诸侯，那么到了西周分封诸侯国时，就只剩下108个诸侯国了。到了东周的战国时代，就主要剩下战国七雄了。
这时的土地和阶级矛盾已大到极点，所以才有了孔子在齐国的大山中碰到一个在路边哭泣的妇女，原来是她全家躲到深山开荒种田，结果公公被老虎吃了，丈夫被老虎吃了，现在儿子也被老虎吃了。孔子问她为何不回到山外种田，她说山外的税负比老虎还凶狠，孔子才感叹“苛政猛于虎也！”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宁愿去给贵族做奴隶，为贵族种私田，也不愿意留在家里为国家耕种公有制井田。到了这时，战国七雄中，谁能解决土地和阶级矛盾，谁就最强，谁就能灭另外六国而统一中国。
秦国也是土地大多被贵族占有，贵族还拥有众多奴隶，无论财政收入还是征兵打仗，都严重受制于贵族。所幸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一是定都咸阳。二是设立郡县。三是辟土，凡闲地责令附近居民开垦成田，计步为亩，照常输租。四是定赋，凡赋租悉照亩起科，不用原来的井田什一制；凡田都属国家所有，个人不得拥有一分半亩。五是本富：男耕女织，粟帛多者，谓之良民，免其全家之役；懒惰而贫穷者，没为官家奴隶。六是劝战，官爵以军功为叙，能斩一敌首，即赏爵一级，退一步者即斩；功多者受上爵，车服任其华美不禁，无功者虽富室，只许穿褐布衣承牛车；宗室以军功多寡为亲疏，战而无功削其属籍，降为庶民······后来根据对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秦军中的奴隶立功之后，可以赐给田亩，取消奴隶身份。
所以秦国迅速强大，秦军也成了“虎狼之师”，秦国得以于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统一中国。
总之，分封制，让中国在1849年中，完成了由封建制的万国分权式统一，实现了君主制帝国高度集权式统一；土地也由贵族独自享有的私有化专利，变成了土地既为国有、又全部私有化并且是全民耕者有其田式的私有。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灭国战争，但是历经1849年，除了后200多年的七国之战规模较大、战争较残酷以外，此前的战争规模并不大，也并不残酷。虽然战俘和很多失地农民沦为奴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奴隶制，但是秦国完成统一后，消灭了六国贵族，就自然而然废除了奴隶制，基本解放了所有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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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有必要做个小结：农耕文明时期的世界，因为只有中国在最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政治经济学原理，所以只有中国能够成功创造四季农耕文明，并且这种四季农耕文明能创人类历史之最，登世界之巅。
农耕文明居住分散，只有最好的统一才能最好地保护农耕文明，最好地促进农耕文明发展。中国独一无二的万余部落结成联盟，无疑是全球最好的统一；独一无二的万余部落和平建立封建制国家，无疑也是全球最好的统一；独一无二的通过灭国战争实现君主集权郡县制统一，后文将有专节论述，无疑也是全球最好的统一。
中国之所以能独一无二地夺得全球最好统一的三连冠，是因为“山川草原公有”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中，中国人的统一思想基础因此最深厚、最深远。
在长达1万多年的游牧文明中，中国各游牧部落年年来到大草原放牧，有的只是和平的互助互学友好交流，没有的是为了争夺草原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战争。正是这种长达1万多年的和平相处，让“大草原是全体中国人公有的”思想意识，一点点融入进了中国人的血液中。正是这种融入血液中的“大草原是公有的”思想意识，才成了中国人能够接受和平统一的思想基础。
部落内部土地由全体部落人公有，部落外部山川草原由全体部落公有，这两种公有的思想意识，又成了中国土地良性私有化的思想基础，而土地良性私有化才是促进农业大发展的核心动力。
中国的土地良性私有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谁开垦为谁所有的鼓励垦荒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偶婚制小家庭取代伙婚制大家庭后，鼓励各小家庭开垦氏族部落内部的荒地，谁开垦为谁私有，前提是有多大开垦能力就占有多少荒地，绝对不允许先占有大片荒地，自己无力开垦，又不准别家开垦。后是进入田野农业后，出现了移民规模的各部落竞相去大草原开垦公有草地，也是谁开垦为谁私有，但是各部落已能自觉地有多大开垦能力，就占有多少草地，谁也不敢先占有大片草地，自己无力开垦，又不准别的部落开垦。因为这样，轻则会犯众怒，遭到所有部落的谴责，重则会引起激烈冲突甚至战争。第一阶段“谁开垦为谁所有”的土地私有化，无疑是良性的。
第二阶段：国家建立后，按分封制度，将诸侯国公有土地逐步分封给贵族私有。这虽然引起了灭国战争，但土地私有化是有计划的国家行为，也是良性的，后文将专节论述。
第三阶段：土地既为国有，又全部私有化，实行均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虽然出现了周期性土地兼并，但总的来说也是良性的，后文也有专节论述。
至于中国复杂的四季农业，随着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封建制度的不断完善，能够成为全球最先进的农业，后文也有反复的专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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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生产力发展最快，谁的生产关系变化和人口增长也最快。
前面说过，20万年前300万智人中的大约180万人分批走出非洲后，最初基本都留在了北非西亚南亚，后来大约6-10多万年前，不足20万黄种人去了中国；大约4.5万年前，30万白人去了欧洲；大约2.5万年前，30多万黄种人和棕褐色人分别去了亚洲的其他地方及美洲、大洋洲。这意味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人口基数最大，其次是北非西亚南亚，再其次是欧洲，第四才是中国。
但是到了公元前1500年，世界人口增加到3000万至4000万，其中中国商朝人口900万，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4。欧洲和北非西亚南亚人口不可考。世界总人口增加了10至13倍，中国人口则增加了45倍以上！
1850年，中国人口4.3亿。欧洲尽管这时已进入工业文明半个多世纪了，人口仍然只有2.66亿。世界人口最高估计14.01亿，最低估计10.91亿。按折中13亿计算，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3。
在进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以前，人类食物受天然食物制约，各地人口都是自然增长，增速应该大致相当。进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以后，由于人类可以自己生产食物了，人口增速才大大加快。北非西亚南亚人口基数仅次于非洲，进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最早，人口却增加不快，只能说明他们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严重违背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因此制约了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欧洲人口基数虽然比中国大，但是一者因为他们进入游牧文明比中国要晚1万多年，二者因为他们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始终未能进化到发达的农耕文明，所以人口增长也远没有中国快。而中国在进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大约2万多年里，人口增长在全球一骑绝尘，遥遥领先，甚至说爆炸式增长也不过分，只能说明中国不光游牧文明在全球最先进，四季农耕文明更是在全球最先进，完全可以说创人类历史之最，登世界之巅。（未完待续）
作者 张国群